张謇是谁?
胡适先生说: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,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,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,养活了几百万人,造福于一方,而影响及于全国。
学者潘岳说: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,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。
商界领导王忠明说:张謇先生的事业观、人才观、国际观、治理观照亮了很多人前进的方向,也成为那个时代与后来很多杰出人才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指引。
媒体人秦朔说:在张謇那里,我看到了中国内生的商业文明血脉,他是中国企业家理当追思和学习的精神教父。
作家吴晓波说:这过去的一百多年里,你若问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企业家是谁,我会说是:张謇。当今存世的所有企业家,就精神境界而言,张謇是最值得追慕的人物。
而在学者傅国涌看来:支撑张謇以一己之力建设一座理想之城的,不是高调的理想主义,而是低调的理想主义,就是以建设一个善托邦为目标。这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道路,它体现了东西方那些古老而常新的共同价值。不管你是先秦的儒家,还是希腊的柏拉图,其实都一样,都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国,建立一个善托邦。但是张謇是用低调理想主义来做这件事,是得寸进寸的。
张謇曾说,“一个人办一县事,要有一省的眼光,办一省事,要有一国之眼光,办一国事,要有世界的眼光”,而他以世界的眼光来办南通一县的事,游刃有余,所以他可以一步一步把他的“新新世界”的蓝图画出来。
理想很低,做起来很难,但张謇做了,这就是张謇。他用一生的努力实现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极限,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张謇那样,在七十年有限的时光中做了这么多事。
他创业以来的多少辛苦,多少艰难,最后化为一句人生的格言——“天之生人也,与草木无异,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,与草木同生,即不与草木同腐朽。”
这是张謇给他自己,也是留给所有人的一句话。
张謇主张 “实业救国”,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,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,370多所学校,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、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。
今天,当我们谈论张謇这样一位百年前的实业家,我们究竟能发现什么,又学习什么?他与如今的我们究竟有何联系?傅国涌先生将带领我们穿过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,穿过面目模糊的各式标签,了解一个人如何从最小的事情做起,以人的名义,渐渐发现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张謇的南通和南通的张謇
十三年前,我第一次到南通,是为张謇而来。这次来南通,也是为张謇而来,同时也是为读库而来。我第一次来南通,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文章,发表在《南方周末》的2007年3月15日,题目我本来想叫《一个人缔造一座城》,这篇文章差不多占了一个整版,有人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张謇先生的孙子张绪武,他邀请我再来一次南通。
所以2007年5月,我第二次来到南通,整整待了一星期,张绪武先生的公子陪着我跑遍了南通,跟张謇有关的地方我几乎都抵达了,一些不大为人知、甚至不方便写出来的资料也看到了,然后写出了四万五千字的关于张謇的长文,首发在《读库》。
张謇先生是国人曾经比较陌生的一个人物,2007年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发表文章时,张謇还不是一个公众视野里的人物,大部分中国人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张謇。但是,张謇是中国近代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,一个最具有份量的人物,一个甚至当得起“巨人”“伟人”这样称号的人物。
他在南通所创造的奇迹影响了整个中国,他以一己之力建造一座城,把一个农业社会的小城变成了一个工商业社会的文明城市,深受西方人的敬佩。
1922年,张謇先生七十虚岁生日,这是他人生的顶点,也是大生集团的顶点。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全部到了南通。上海和南通虽然只是一江之隔,但那个时代的交通不方便,需要坐轮船过来,这就表明当时张謇在外国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。
相信中国当时就他一个人可以做到,连那些声名显赫的军阀都做不到。而张謇不过一介文人、一个老头。这样一个人物,他留下的意义是什么?我想和大家一起透过真实的照片和史实,看看张謇的南通和南通的张謇。
各国来宾聚集南通祝贺张謇七十岁生日
不流一滴血的遗产
张謇不是一个得寸进丈的人,也不是得寸进尺的人。他脚踏实地,得寸进寸,他自己说过,他的行事风格和行动逻辑是“得寸则寸,得尺则尺”,不指望天上掉馅饼。张謇在这里所创造的近代样板,今天早已被差不多遗忘了。但是他留在南通的那些遗产其实可以看得见。
有两种东西能够传得久一点,一个是树,一个是房子。当然,房子也可以被拆,树也可以被挖掉,但是南通还是有不少张謇造的房子,还有他种的不少树。
张謇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?我称之为“不流一滴血的遗产”。中华民族,远的不说,从周秦汉唐以来,两千多年来,流了多少鲜血。这个民族从来不缺陈胜吴广的传统,不缺一夜暴富的传统,但是,这个民族最稀缺的就是不流一滴血的资源,就是张謇的资源。
张謇要走的道路是不需要流血的,只是老老实实、埋头苦干,进得一分就是一分,不怕事情小,就怕不去做,他老老实实把南通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建成他心目中所谓“新新世界”。所以,张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,他创造的新南通是二十世纪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南通人想象过的,也没有任何南通以外的人想象过,人的道路也可以这样走。
当然,他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,因为他是个状元,状元的身份在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是管用的。他以这一身份立足于南通,眼光却看见了南通以外的世界,甚至看见了中国以外的世界。
张謇生平只到过日本,但他的眼光是世界的眼光。他不懂英文,当然他也不懂日文,但他是在中国文化,尤其是在儒家文化里面浸透出来的士大夫,他身上充满孔夫子以来的士大夫精神。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企业“大生”企业的命名上,“大”和“生”就来自张謇所熟悉的《易经》,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
失败的英雄
这个“新新世界”到底是怎么样的呢?张謇并没有一个蓝图,因为他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,我把他称为“善托邦”主义者。
善托邦就是一步一步走,不设计一个终极的目标,一步一步来建设南通。张謇曾说,“一个人办一县事,要有一省的眼光,办一省事,要有一国之眼光,办一国事,要有世界的眼光”,而他以世界的眼光来办南通一县的事,游刃有余,所以他可以一步一步把他的“新新世界”的蓝图画出来。
南通原来是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城,张謇慢慢把它扩大,在短短不到二十年时间里,凭他个人和他的朋友圈,凭大生企业一家企业的力量,在南通创造了奇迹,我称之为“南通模式”。
南通模式是从唐闸镇开始的。1918年,有个日本人上冢司来到这里,他看见的唐闸不是一个乡下地方,而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。这里五脏俱全,轮船公司、旅馆、公园、学校,还有很多工厂(光是张謇一个人就在这里办了十来个工厂),烟囱冒着烟,到处都是繁华景象,通扬运河从这里缓缓流过,码头整天都是繁忙的景象。这个日本人看了以后就非常佩服。
张謇知道生命有限,因为他创业时已经是一个中年人。他一生为了科举功名,耗费了二十七年的时间、精力、心血,等到终于中了状元,已经年过四十。他对于科举功名心灰意冷,得来如此不易,却弃之如粪土。
他创业以来的多少辛苦,多少艰难,最后化为一句人生的格言——“天之生人也,与草木无异,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,与草木同生,即不与草木同腐朽。”这是张謇给他自己,也是留给所有人的一句话。
张謇做到了,他没有与草木同腐,他与草木同生。他知道人生有限,自己也只能活七十多岁,于是写好了挽联,“即此粗完一生事”。
胡适比张謇晚一辈,1891年生人,他对张謇非常佩服,曾经说过:“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,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,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,养活了几百万人,造福于一方,而影响及于全国。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,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,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。”
伟大的失败英雄也是英雄,所以他当得起“伟大”两个字,也当得起“英雄”两个字。西楚霸王项羽也是个失败的英雄,但他仍然是英雄,那个成功的狗熊刘邦仍然只是个狗熊。张謇是英雄,是伟人,这一点不可撼动。他的事业可以失败,这个人不会失败。他所开创的这条道路、不流一滴血的模式,就是世世代代都可以复制的路,因为这条路成本最轻,代价最小,收益最大,造福于人类更深。
所以,只要学张謇,不学刘邦,不学朱元璋,不学陈胜吴广、李自成、洪秀全,一个民族就大有希望。一个古老的民族不靠流血,而是靠做事,靠诚实,靠脚踏实地的苦干,这样走出来的路永远都不会错。
为什么说张謇要创造的是一个南通的善托邦呢?什么是善托邦?我想借用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话,就是不为了一个完美的明天而奋斗,只为一个不完美的今天而奋斗。
张謇从来都没有幻想一个完美的明天,他只愿意为一个不完美的今天去努力,他做到了。从1895年算起,到1926年他在南通去世,三十年的事业也许已经化为灰烬,但是张謇的人格和精神遗产留在这个世界上,仍然是实实在在的,从来没有打折过,跟读库的书不怎么打折一样。
新新世界
当我们今天在谈论股票的时候,大生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就已经发行了股票。我们今天说的商标和Logo,张謇也做得很好。大生的第一个商标“魁星”,图案是“魁星点斗,独占鳌头”,与张謇的状元身份有关;后面又延出其他品牌,拿到今天看仍然能够打动人。
张謇办的第二个企业是大生二厂,在启东,后来被日本人炸了。大生三厂建在张謇的家乡海门附近,现在叫三厂镇,因为这里是因厂而成镇。当年厂门外的那条河如今已成了车水马龙的公路。这个企业甚至有一条铁路直通海边,煤炭通过北方黄海码头运过来,再通过铁路运到大生三厂。
距今一百多年前,张謇一口气创办了许许多多的企业,大生集团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。
张謇如果只是办企业,那么他可以是李謇、王謇,关键是,办企业只是他建设南通新新世界的支撑点,更重要的是办学校。
“父教育,母实业”,是他1907年写的一句话,这句话过了一百一十多年,仍然让我们觉得无比高明。教育在他的心目中是父,他在1902年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师范学校,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办小学,但首先要有师资,所以先办师范学校。
他邀请任教的人,有二十五岁的还未成名的王国维,据说当时书教得不好,还不受人欢迎;还有教美术的画家陈衡恪,他的弟弟是陈寅恪,父亲是陈三立,爷爷是陈宝箴。
南通师范学校规模也很大,张謇亲自为这所学校写下了八字校训:“坚苦自立,忠实不欺。”而男女授受不亲,怎么办?再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,将来可以办女子小学,让女子也有机会接受教育,这就是张謇的伟大之处。他为女子师范学校写的校训是“服习家政,勤俭温和”。
1904年,他在家乡海门常乐镇个人捐资办了第一所小学,施工的时候他就要求“三十年不要动斧头凿子”。他定的校训是两个字“平实”,就像他自己一样,实实在在。校歌里面说“大家爱国先爱乡”,到1926年去世时,张謇在南通直接创办和间接影响创办的学校有三百多所,这在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是排第一名的。
南通的教育曾经领中国的风气,这是张謇的贡献。一个人缔造一座城,不只是办一个企业就可以了,最重要的是教育,“父教育而母实业”。他为大量的学校定校训,共通的一条是“艰苦耐劳”。
他在通海垦牧乡办了一所通海垦牧乡小学,他亲自写的校歌里有一句话:“新世界,垦牧乡。新少年,小学生。”新新世界要从小学生开始,所以必须要办学校,不办学校就不会有新新世界。我2007年到这个学校,里面的树都是张謇那时候种的,现在还在。
办了学校,张謇觉得还不够,还要办其他社会文化事业。在南通博物苑,他写了一副对联,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;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,借用了孔子对《诗经》的说法。他在南通也办了一个出版社,翰墨林印书局,也出过一些好书。
张謇还建造了一个大规模的更俗剧场,他认为戏剧影响人心最深,要通过戏剧来教育人,事实上真的做到了。
南通出过有名的演员赵丹,他小时候就在更俗剧场看戏。他写了一本书,回忆当年如何溜到后台看戏,看着看着就爱上了表演艺术。张謇一次又一次把梅兰芳请到南通,那时梅兰芳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娱乐明星可以媲美,可是张謇请他来了好多次南通,这都对那些孩子们产生深远影响。
张謇在南通一共建了六个公园。南通城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公园,唐闸有唐闸公园。这六个公园十分超前,在人们温饱还成问题的时代,状元张謇在南通的新新世界建设中,已经考虑到一个城需要有公园。
公园能养活人吗?公园可以当饭吃吗?公园不能当饭吃,但有的时候比饭还重要,因为一个城市肯定需要有呼吸的地方,公园就是呼吸的地方,公园也许就是这个城的肺。这些他都想到了,想得很周全。
南通成为一座人们向往的城市之后,很多客人要来,那得有地方住,所以南通有这样一个旅馆,应该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旅馆,梁启超先生在这里住过,杜威先生在这里住过。
张謇还开创了一系列的文化和慈善事业,比如电影公司、气象台、残废院、盲哑学校、济良所、贫民工场、养老院、育婴堂,他把社会上所有该办的事业都办了——老人,没饭吃的,到我这里来;弃婴,我有育婴堂,到我这里来;看不见的,到我这里来;穷人,到我这里来,都给你们安置。
他以一人之力几乎做了一个大政府干的事,胡适先生说称他为失败的英雄,因为他背负的重担太重了,不是一个人可以背得动的,他却背了,自己把自己压垮了。而且他年龄大了,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。
低调理想主义
这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道路,它体现了东西方那些古老而常新的共同价值。不管你是先秦的儒家,还是希腊的柏拉图,其实都一样,都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国,建立一个善托邦。但是张謇是用低调理想主义来做这件事,是得寸进寸的。
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行动者,不是一个空喊口号的人。他是一个有超强的行动能力的书生,在南通的三十年,他用行动证明了低调理想主义是可行、可为的,低调理想主义的逻辑无非就是三条:一是低调,二是可持续,三是建设性。什么叫做建设性?我概括为八个字:小处入手,大处着眼。凡是走这条道路的人都是张謇的同党,张謇的后继者。
《大阪朝日新闻》曾称张謇为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。南通师范学校开学前,张謇到日本考察七十天,“虚着心,快着眼,勤着笔”,处处留心,向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学习,写了一册《癸卯东游日记》,把一切都记录得清清爽爽,师范、小学、幼稚园的课桌、椅子的长短、高矮,都一一量过尺寸,回国以后就按照日本人的尺寸做桌子、椅子。日本的报纸说他是知识精英兼实践勇士,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者。
我举一个例子。通师开学前夜,张謇跟庶务宋龙渊检查学生宿舍,他亲自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,一直到后半夜。厨房、厕所也是他亲自布置的,这是张謇的一绝,必须保持清洁、卫生。
看一个学堂,不要去看教室,先看厕所、厨房是否卫生。看一个企业也一样。其实任何一个地方,如果厕所很脏,厨房很脏,就别信什么伟大的理想。要从小处着眼,小就是大,小看到大。
张謇还特别喜欢种树,对于种树简直是一个内行,种什么树都讲得清清楚楚的。在狼山等五山上,他种了十几万棵树,在他生前就已经成林。1920年,他沿着长江三十里都种了桃、桑各两千七百株。
他做的事情很具体,在细微处都很用心,写了大量的纸条,比如“移大柏树千万勿伤根”“博物馆砖墙用条砖,勒脚用三副,勿用洋砖。”事情交代得清清爽爽,这样的纸条留下很多。
大量的纸条体现着他的“小处入手,大处着眼”,所以我想,不能只把张謇放到南通这样一个地域性的意义上来理解,要放在整个中国文明转型的框架里来理解,理解他的低调理想主义,理解他建造善托邦的价值。
张謇生活的时代,1853年到1926年,是中国大转型的时代。当他出生的时候,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席卷南方;到他少年的时候,洪秀全在南京城失败了;当他中年考上状元的时候,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号称最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;当他开始建设南通新新世界的时候,赶上了庚子年天下大乱;他进入中年以后,遭逢清朝瓦解、民国创立;又遇到后面的袁世凯称帝、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动。
张謇活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,在这样一个李鸿章称之为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里,张謇找了自己的角色——老老实实,以南通为支撑点,创立一个全新的善托邦样板,让世人有可能不流一滴血,走出一条新的道路,可以有饭吃,有水喝,有公园可以休息,有学校可以接受教育,有医院可以看病,甚至还有博物馆、剧院。
理想很低,做起来很难,但张謇做了,这就是张謇。他用一生的努力实现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极限,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张謇那样,在七十年有限的时光中做了这么多事。
如今的我们也做不到,一个是时代不同,一个是我们能力不同,身份不同,理想不同,各种条件都不同,不能复制。张謇无法复制,但是张謇的道路可以复制。
历史是什么?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、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。张謇活在哪里?活在过去的现在。我们活在哪里?现在的现在。都是现在,拿掉前面的定语,所有人都是现在的,张謇也是现在的,只有现在的人才能创造现在。
张謇在1922年可以说达到了生命的巅峰,那也是一个转折点。生命最后四年,他活在沮丧、愁苦当中。失败的英雄仍然是英雄,我记得鲁迅讲过一句话:“有缺点的战士终是战士,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。”
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,何况前面还加个“伟大”呢?三十年的开路先锋,造福于三十万南通人,却影响着整个中国,乃至亚洲,都有许多人都敬仰他,对他心存敬意。
1914年,熊希龄做内阁总理时,曾经想让张謇所创造的南通典范成为整个中国的一个样板,所以张謇让人编一本《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》,结果还没编好,熊内阁就垮了,所以这本书来不及发到中国去。
梁启超称南通为“中国最进步的城市”;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座“理想的文化城市”;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它为“近代中国第一城”。
做教育,做企业,做出版,逻辑是相通的,这个逻辑就是人之为人的逻辑,就像民国老课本,十年前读库修复再版了这套《共和国教科书》,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,一个字“人”,第二册第一课叫“读书”。先生叫学生到学校去上学,先生问:“汝来何事?”学生曰:“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”。先生曰:“善,人不读书,不能成人。”不通过读书,人没有办法成为文明意义上的人。
最后一个字送给大家:“企”。这是张謇和他受影响的荣氏兄弟、穆藕初、范旭东、卢作孚、刘鸿生,所有被他影响过的民国企业家们所共同做到的一个字。
这个字在我看来,下面是厂房、烟囱或者是百货大楼或银行大厦,上面顶着一个“人”。企业的“企”为什么这样写?我不知道,我的理解是,无论是工业企业、商业企业、金融企业,还是出版印刷企业,都一样,头上顶一个“人”字,人之为人的人。往这个方向做,都能够做长。
张謇的事业以人为中心,他的南通新新世界建设以人为中心,善托邦的理想也是围绕着人,只有人,才需要一个不完美的今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