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8月24日，江苏南通，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死了。

死讯传出来的时候，南通城里万人空巷。送葬的队伍从城南一直排到城北，自发来送他的人堵满了每一条街道。工人、学生、农民、商人，什么人都有。

但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一个尴尬的事实：他们正在悼念的这个人，一手创办的二十多家企业，已经在两年前被银行团全部接管了。

他死的时候，连自己创办的厂都不属于自己了。

这个人叫张謇，字季直，晚清最后一位状元，中国近代最疯狂的实业家，也是唯一一个因为办学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活活办破产的人。

1853年，江苏海门常乐镇，一个姓张的小户人家生了个儿子。

这户人家祖上是江苏常熟的，后来迁到南通海门。祖父是个读书人但没考出功名，父亲靠种田和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。谈不上穷，但也谈不上富。

张謇从小就聪明。4岁就能背诵《千字文》，他父亲觉得这孩子是读书的料，5岁就送他入了私塾。

但张家有一个致命的短板：三代以内没有出过一个秀才。

在清朝，这就叫"冷籍"。冷籍子弟要参加科举，需要找有资格的人做担保，还要给学官塞银子。张家连这个资格都凑不出来。

怎么办？

张謇的父亲想了个歪招——让儿子冒名顶替。

他找到一个叫张育才的如皋人，此人的祖父和父亲都考中过功名，恰好张育才本人去世了。于是张家花了点钱疏通关系，让张謇冒用"张育才"的名字去如皋县参加考试。

1868年，16岁的张謇以"张育才"的名义考中了秀才。

但麻烦马上就来了。

如皋县的张家听说张謇真的考中了，立刻翻脸。他们开始敲诈勒索，隔三差五就来找张家要钱——不给钱？我们就去衙门举报你冒名应试！

这场官司从张謇16岁开始打，断断续续拖了好几年。最惨的时候，张謇和父亲被逼得连夜逃出如皋，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。

但张謇骨子里有一种可怕的韧性。

就在被敲诈勒索的这几年里，他居然一步没停地继续读书、继续赴考。从16岁中秀才之后，他先后五次参加江南乡试，连续五次，全部落榜。

五次是什么概念？

乡试三年一科，五次落榜就是十几年过去了。

换成现在的说法，这就是复读了十几年、连个本科都没考上。

但张謇没有放弃。1885年，他32岁，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不再参加南京的江南乡试，转而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。这一次，他考中了——不是普通中了，是第二名，南元。

中举的消息传回海门的时候，全县都轰动了。但只有张謇自己知道，这条路才走了一半。

接下来是更残酷的会试。

从1886年到1894年，张謇四次进京参加会试，四次落榜。每次落榜之后，他又老老实实地回老家继续读，继续考。

有人算过一笔账：张謇从16岁到41岁，26年间进进出出考场二十多次，光是坐在考场里答题的时间，加起来就超过了一百二十天。

注意，清代的乡试和会试不是现在的两天制考试。一场乡试三场连考，每场考三天，全程被锁在号舍里。号舍大概就是现在的电话亭大小，考生吃喝拉撒全在里面，发下来的蜡烛熏得人睁不开眼。

一百二十天锁在那个连转身都困难的格子里。一般人早就疯了。

1894年，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到了他这边。

这一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，朝廷开了恩科。41岁的张謇第五次进京参加会试。

这次主考官是翁同龢。

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，清流派的领袖。他此前读过张謇在朝鲜写的政论文章，对这个人的才华印象深刻。殿试阅卷的时候，翁同龢特意把张謇的卷子从第十名提到了第一名。

光绪皇帝点了头。

张謇中状元了。

从16岁进考场到41岁中状元，整整二十六年。如果把这二十六年折算成一场马拉松，张謇已经跑了不止四十二公里，他跑了一个半长征。

但如果你以为中状元是张謇人生的巅峰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真正的好戏，才刚刚开始。

在讲张謇办厂之前，必须先讲一段他和一个年轻人的故事。

因为这个年轻人，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

1876年，24岁的张謇还没有考中举人。为了谋生，他应淮军"庆字营"统领吴长庆的邀请，去浦口当了幕僚。

吴长庆这个人很有意思。他是安徽庐江人，太平天国时期带着五百团练投了曾国藩，后来跟着李鸿章剿捻，一路打到了总兵、提督的位置。他不是那种只会砍人的武将，有点儒将的味道，很欣赏读书人。

张謇在吴长庆帐下做的活也不难，就是写写文书、处理文案。吴长庆对这个年轻人很看重，走到哪儿都带着他。

到了1881年，又有一个年轻人来投奔吴长庆。

这个人叫袁世凯。

袁世凯那年22岁，比张謇小六岁。他两次考乡试都没中，一气之下把书烧了，说"大丈夫当效命疆场，安内攘外，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"，然后投了吴长庆。

吴长庆让张謇教袁世凯读书。

所以严格来说，张謇当过袁世凯的老师。

这对师生兼同事的关系相当微妙。袁世凯这个人考不上科举，但对军事和权术有一种天生的嗅觉。在吴长庆麾下，张謇管文，袁世凯管武，一文一武相得益彰。

1882年，一个关键事件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

这一年，朝鲜爆发了"壬午兵变"。

简单说一下背景：朝鲜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国，但国内政治混乱。国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发动兵变，杀了不少当朝大臣和日本教官。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登陆，局势瞬间紧张到了极点。

清朝作为宗主国当然不能不管。朝廷下令吴长庆率领三千庆军东渡朝鲜平乱。

张謇和袁世凯都随军出发。

那是张謇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。船穿过黄海，抵近朝鲜西海岸的时候，海风刮得帆绳吱呀作响。站在甲板上望出去，天连着海，海连着天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
到了朝鲜之后，吴长庆平乱的手段相当干脆：直接抓了李昰应，押送到天津交给李鸿章，兵变迅速平定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袁世凯表现抢眼——他亲自带着兵冲锋，动作又快又狠，立了大功。吴长庆非常满意，把袁世凯留在朝鲜善后。

张謇则做了两件事。

第一件，替吴长庆起草了《条陈朝鲜事宜疏》，这是一篇分析朝鲜局势的政论文章，写得相当有水平。

第二件，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，写了两篇更重要的文章——《壬午事略》和《善后六策》，核心观点就一个：对日本的野心要提高警惕，必须强硬对待。

这两篇文章传回北京之后，引起了清流派大佬的注意。清流派的领袖翁同龢和潘祖荫读完之后，对张謇的才华大加赞赏。

从此，张謇的名字进入了北京权力圈的视野。

但朝鲜之行最大的收获，其实不是这些文章，而是他看明白了光绪朝最大的一个危机来自哪里。

日本。

也正是这次朝鲜的经历，让他后来对袁世凯有着异常复杂的情感——既有老师的倨傲，又对这个学生后来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愤怒。

这里顺便说一句袁世凯。朝鲜平乱之后，吴长庆被调回国，袁世凯留在了朝鲜，一待就是十二年。他在朝鲜如鱼得水，从一个小幕僚混成了朝鲜事实上的"太上皇"——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。

但他做人做事的方式，把张謇彻底得罪了。

1884年，吴长庆病逝。

张謇在为其守灵期间，收到了一封来自朝鲜的信，信中详细描述了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不当行为——比如在吴长庆走后迅速投靠李鸿章，对曾经提携自己的吴长庆翻脸不认人。

张謇看完之后心情很复杂。

他提起笔，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达千字的绝交信。大致意思是：你这个人不讲道义，忘恩负义，从今往后我们不再是朋友。

这封信在当时是公开的，在士大夫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一直到很多年以后，两个人才重新恢复了往来。

但这段"师生反目"的往事，是理解张謇这个人性格的一个关键注脚：他把"道义"二字看得比性命还重。

南不拜张，北不投李——张之洞和李鸿章争相招揽他，他一概拒绝。这在晚清的官场上，是一个几乎找不到同类的异数。

1894年，张謇中了状元。

按照清朝的惯例，中了状元之后，朝廷会授一个翰林院修撰的官职，品级虽然不高但前途无量。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坐上了升官的直通车，将来外放做道台、巡抚甚至总督都是可期的。

但张謇还没来得及在翰林院待热板凳，一切都变了。

这一年的七月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两个月后，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再过半年，李鸿章在马关签下了割地赔款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
消息传回北京的时候，张謇坐在翰林院的斗室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他在朝鲜亲眼见过日本的野心，他在《善后六策》里早就警告过朝廷要警惕日本。但现在一切都晚了。

紧接着，又一个噩耗传来——他的父亲去世了。

按照清朝的规矩，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乡丁忧守制三年。张謇收拾行装回了南通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两江总督张之洞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。

电报的内容很简单：朝廷现在提倡"实业救国"，你在南通一带想想办法，办个纱厂吧。

张之洞找上张謇是有原因的。张謇是状元出身，有身份、有声望、有人脉，在南通本地是人尽皆知的大人物。如果连他都办不了厂，那别人就更办不了了。

但问题是，一个状元去办工厂，在那年头比一个秀才去杀猪还离谱。

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，读书人是"士"，商人是最下等的"末"。四民之中，"士农工商"的排名不是闹着玩的。堂堂一个状元郎，不好好做官，跑去跟商贩一样做买卖——这不是自降身价是什么？

张謇自己也知道这一点。

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境，用了一句极其悲壮的话：

"捐弃所恃、舍身喂虎，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。"

翻译成白话就是：我把读书人最宝贵的面子和尊严都扔了，把自己喂给老虎吃，因为我认定了——这是在为中国的前途牺牲自己。

这句话的分量，只有生活在晚清那个"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"的社会里才能体会。

但决心下定了，问题是怎么干。

张謇的计划是这样的：在南通唐家闸建一座现代化的棉纺织工厂，取名"大生"。"大生"二字出自《易经》"天地之大德曰生"——意思是天地最大的德行是让万物生长。

这个工厂，要养活那些没饭吃的人。

计划很美，现实很骨感。

张謇碰到的第一个问题：没钱。

他最初的方案是"商办"——纯靠民间集资，计划募资六十万两，其中上海股东出四十万两，南通本地股东出二十万两。

结果上海那边没人掏钱。

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没人掏钱。上海的富商们虽然有钱，但对一个从没做过生意的状元没有半点信任。用他们的话说：你一个翰林院出来的读书人，会做生意？

张謇跑了六趟上海，见了几十位富商，好话说尽，脸皮磨破。每次去上海，他连旅店都舍不得住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，路费全靠卖字来凑。

一个堂堂状元，蹲在上海街头卖字筹路费。

这场面，想想都心酸。

到最后，他只募到了十九万五千一百两的商股。

六十万两的目标，连三分之一都没凑够。

怎么办？张謇想了个办法——找张之洞帮忙。

张之洞手里正好有一批从湖北官纱局拉来的闲置机器，20400枚纱锭，一直堆在仓库里吃灰。

张謇把这批机器要了过来，作价二十五万两，算作官股投入大生，"按年取息，不问盈亏"。

加上之前募到的商股，总共凑了四十四万五千一百两。

就这么一点钱，硬是把厂子建起来了。

1899年，大生纱厂正式开工。

这一年，张謇四十六岁。

从开始筹划到正式开工，整整四年。这四年里，他在南通、上海、南京之间来回奔波，磨破了嘴皮子，写秃了不知多少支毛笔。

有人笑他是"叫花子状元"，还有人说他是"读书人的败类"。

但张謇不在乎。

因为大生的烟囱里冒出了第一缕烟。

注意，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厂开工。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样本——一个状元，用自己的全部身家名誉做赌注，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工厂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张謇的运气不错。大生纱厂一开张就开始赚钱，而且赚得还不错。

为什么？两个原因。

第一，南通的棉花品质极好。"力韧丝长，冠绝亚洲"，这是当时业内的评价。在产棉最好的地方设厂，原料成本天然就比别人低一截。

第二，南通有一个巨大的隐形的布匹市场。通州和海门两县生产的土布，专门销往东北三省，年销售额超过一千万。大生纱厂的棉纱不用发愁销路——直接卖给了这些织土布的农户。

换句话说，张謇踩中了两个风口：上游有最好的棉花，下游有现成的市场。

这两张牌打出去，大生纱厂想不赚钱都难。

大生纱厂赚钱之后，张謇做了一件在那个年代看来极其疯狂的事——他不但没有把利润分掉，反而把所有的钱全部投进了扩张和新产业。

先看一组数据：

大生开工的时候，最怕什么？最怕棉花供应不上。

南通本地虽然产棉，但棉田有限。如果有一天棉花价格被中间商炒起来了，大生就是砧板上的肉。

张謇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简单粗暴：自己种棉花。

1901年，他在苏北沿海的滩涂上建立了"通海垦牧公司"。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盐碱地，海水一泡三年不长草，机器翻地越翻越咸——因为深层的盐碱被翻上来了。

没办法，只能用最笨的办法。把草铺在地面上，等雨淋，等草烂，等土壤慢慢改良。一遍不行就两遍，两遍不行就三遍。一块地改良出来能用，少说要两三年。

但张謇豁出去了。

从1901年到1923年，大生企业集团往垦殖上砸的钱，超过了两百万两白银。

结果是惊人的。到1925年，苏北海边的滩涂上，近二十万垦民围起来的可耕种土地达到了一百一十万亩。那些寸草不生的盐碱地，变成了成片成片的棉田。

从棉花到纺纱，从纺纱到织布，从织布到销售——张謇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

但这只是开始。

纱厂赚了钱，他就办织布厂；织布厂赚了钱，他就办机器厂——修机器总得有人吧？机器厂赚了钱，他就办铁厂——零件总得有人造吧？铁厂赚了钱，他就办发电厂——没有电怎么行？

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，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。

到1923年，也就是大生开工仅仅二十四年后，张謇的商业版图已经到了什么规模呢？

纱锭十六万枚，布机一千三百多台，规模超过了当时著名的无锡荣氏家族。

他创办的企业有多少？二十多家。

覆盖了纺织、机械制造、发电、航运、金融、食品加工……几乎是想到什么就办什么。

南通从一个普通的江边小县城，变成了长江三角洲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。有人把南通称为中国的"近代第一城"——这个头衔，就是张謇一个人打下来的。

一个考了二十六年才考中状元的穷书生，用了不到三十年，建起了一个商业帝国。

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张謇最牛的地方，那又大错特错了。

因为接下来他要干的事情，比办企业更疯狂。

有一点得先说清楚：张謇不是那种"赚了钱顺便做做慈善"的企业家。

他是"为了办教育才去赚钱"的企业家。

"父教育，母实业"——这是他自己的原话。实业是母亲，负责挣钱养家；教育是父亲，负责塑造灵魂。母亲伺候不好，父亲就是空话。

所以大生纱厂刚开工没几年、钱还没赚多少的时候，张謇就开始办学校了。

从哪儿开始呢？师范。

1902年，张謇在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——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：没有好老师，就教不出好学生，一切都是白搭。

从那以后，他就像上了瘾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办了些什么：

小学，办了一堆。南通及其周边各县，几乎每个镇都有他创办或资助的小学。

中学，办了六所。

职业学校，办了十几所——纺织学校、农业学校、商业学校、医学专门学校。他办职业教育比现在所谓的"产教融合"早了整整一百多年。学生在学校学了技术，直接进他的工厂上班。

师范学校，办了三所。除了通州师范，还有女子师范学校和盲哑师范传习所——注意那个"盲哑"二字，他连盲人和聋哑人的师资都要培养。

高等学校，办了三所以上。纺织专门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合并成了南通大学；他还参与了复旦公学的创办（和马相伯一起）、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创办（今天河海大学的前身）。

博物苑，办了。南通博物苑——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，1905年开馆。里面收藏了天文、地理、矿物、动植物、历史文物、美术作品……他要让南通的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到这些东西。

图书馆，办了。南通图书馆，免费向公众开放。

医院，办了。南通医院，后来成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。

育婴堂、养老院、残废院、栖流所……这些社会慈善机构，他在南通建了十几个。

粗略统计，张謇一生参与创办的各类学校超过三百七十所。

三百七十所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？我们换个角度想：如果一个企业家一年办一所学校，要办三百七十年。张謇用了多少年？不到三十年。

而且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——这些学校和公益事业的经费，大部分来自大生纱厂的利润。

换句话说：大生纱厂赚来的钱，不是进了张謇自己的腰包，而是被他拿去办学校、建图书馆、开博物馆、养孤寡老人了。

这在商业史上几乎是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的。

一般的企业家赚了钱，要么分红，要么再投资扩大生产。张謇倒好，他把赚钱和花掉设计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：

办工厂赚钱→拿利润办学校→学校培养人才→人才进工厂创造更多利润→利润继续办学。

这个循环如果能持续转下去，南通就会变成一个自我造血的城市机器。

但问题是——这个循环不能被打断。一旦外面的环境变了，一旦大生的利润断了，整个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。

而外面的环境，已经在变了。

在讲商业帝国如何崩塌之前，还要补一段张謇的政治经历。因为理解了他在政治上做了什么，你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遭遇了什么。

张謇虽然弃官从商，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。

1905年以后，清政府被迫推行"预备立宪"。张謇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。1906年，他当选为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，1909年又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。

在咨议局，他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——发起三次全国性请愿，要求清政府尽快召开国会。

但这些请愿全部被慈禧和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拖字诀给拖没了。

张謇对清政府的耐心，在这几年里一点点消磨殆尽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

消息传到南通，张謇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决定——转向共和。

要知道，他是清朝的状元，是被慈禧和光绪亲自点过头的人。清廷对他有知遇之恩。按照清朝"忠臣不事二主"的道德标准，他应该站在清朝那一边。

但张謇没有。

他看到的是，这个腐朽的王朝已经救不回来了。与其跟着殉葬，不如顺着历史潮流往前走。

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。

对，就是那个宣布大清帝国正式结束的文件，是张謇写的。

一个状元，亲手写了终结王朝的诏书。这个画面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戏剧张力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袁世凯当了总统。

1913年，袁世凯请张謇出任农商总长。

张謇答应了。

有人不理解：你不是写过绝交信骂袁世凯忘恩负义吗？

但张謇的逻辑很务实——他和袁世凯的个人恩怨是一回事，国家需要人才是另一回事。如果袁世凯愿意好好治理国家，他愿意帮。

不过这段合作没有持续太久。

1915年，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"二十一条"。袁世凯在压力下接受了其中大部分要求。

张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炸了。

他立刻递交辞呈，离开了北洋政府。

从那以后，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和去世，张謇再没有和袁世凯说过一句话。

这一次，是真正的彻底决裂。

让我们回到大生纱厂。

1922年，大生纱厂遭遇了致命的一击。

不是经营出了问题，不是管理出了问题——是市场被人抢走了。

前面说过，大生纱厂的命脉在于关庄布市场。南通出产的棉纱，七成以上专供本地农户织布，这些布再销往东北三省。

但1920年代开始，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大。他们不但控制了东北的铁路和港口，还大量倾销廉价的日本棉布。

关庄布在东北的市场被一步步挤了出去。

数字最能说明问题：

1920年，关庄布输往东北的数量是十五万七千四百件。

到了1922年，这个数字暴跌到十万四千三百四十八件。

两年时间，少了三分之一还多。

大生纱厂的收入同步下滑。一厂当年亏损三十九万两，二厂亏损三十一万两。

但这时候，张謇又在干什么呢？

他在疯狂扩张。

一个被早期成功冲昏了头脑的典型症状——张謇晚年创办了一大堆新企业：淮海银行（从大生纱厂拨了七十万两做资本金）、中比航业贸易公司（又从大生截留了七十二万两）。

这些新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只蚀不赚。

淮海银行成立没几年就经营不善，大笔贷款收不回来。中比航业更惨，船没买几条，钱已经烧完了。

更要命的是，他还在继续办学。

厂房可以缓建，机器可以少买，但学校不能停、老师不能不请、学生不能不管。每年办学和公益事业的支出，就像一部吸金机器，不停地把大生纱厂的利润往外抽。

"新厂办得越多，地方事业发展越快，大生纱厂的经济包袱就越重。"

这是后人评价他晚年决策的一句话，一语中的。

到了1925年，所有的窟窿同时引爆了。

大生资本集团资不抵债，不得不提出"清资偿债"。上海的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金城银行、上海银行以及永丰、永聚两家钱庄组成了债权人团，全面接管了大生各厂。

张謇名义上还留任董事长，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实际控制权。

他用了三十年、搭上一辈子名誉身家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，在一夜之间不再属于他了。

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
"謇不幸而生中国，不幸而生今之时代。"

翻译过来就是：我张謇最大的不幸，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，生在这样一个国家。

这句话里的绝望，隔着接近一百年还能让人浑身发冷。

为什么不早生二十年？二十年之前，洋人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渗透东北，朝廷虽然腐朽但至少维持着基本的秩序。为什么不晚生二十年？二十年之后，东北已经收复了，国家已经站起来了。

偏偏就生在这样一个夹缝里——前有列强蚕食市场，后有政府无力保护，中间还有自己控制不住的扩张冲动。

三重夹击之下，一个商业帝国轰然崩塌。

1926年的南通，已经是一座完全不一样的城市了。

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、最早的博物馆、最早的盲哑学校。这里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一百多所学校。这里有为百姓免费开放的图书馆、医院、公园。

这里的每一条马路、每一根电线杆、每一盏路灯，几乎都能追溯到张謇身上。

南通这座城市，就是张謇的作品。

但这座城市的创造者，已经身无分文了。

1926年的春天和夏天，张謇的身体迅速恶化。

他躺在濠南别业——那座他亲手设计、建在濠河边的西式小楼里，大多数时候连下楼走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有人去看他，他还会问起各地的学校怎么样、工厂怎么样。但问完之后，往往是长久的沉默。

也许他想起了1882年朝鲜海面上的那阵风。

也许他想起了1894年紫禁城保和殿上光绪皇帝点他做状元的那一刻。

也许他想起了1899年大生纱厂第一次冒烟的下午。

也许他想起了那些在苏北盐碱地上挥汗如雨的二十万垦民。

也许他什么都没想。

1926年8月24日，张謇闭上了眼睛，享年七十三岁。

死讯传开，南通百姓扶老携幼涌上街头。送葬的队伍走在南通城的大街上，队伍长得看不到首尾。

他们送的不只是一个企业家，不只是一个教育家，不只是一个大清的光绪状元。

他们送的，是把南通从盐碱滩涂上硬生生建起来的那个人。

张謇死后，大生纱厂没有倒闭——它继续运转了将近一百年，到今天还在生产。也就是说，一座1899年开工的工厂，连续生产了一百三十多年没有中断过。

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

他创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，大部分在历史变迁中改头换面，融入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。复旦公学变成了复旦大学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变成了河海大学，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变成了南通大学。

他建的南通博物苑，今天依然在。依然是免费开放，依然是南通人的骄傲。

1985年，南通市政府在狼山脚下修建了张謇墓园。墓碑上刻着他生前为自己拟定的一副"生圹对联"——他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写好的墓志铭。

上联是："即此粗完一生事。"

下联是："会须身伴五山灵。"

大意是：差不多了吧，这一生该干的都干了。往后，就葬在这五座山之间吧。